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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
　　■編者按
　　近年來，中日兩國關係風波不斷。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顧各方反對悍然參拜靖國神社。安倍的這一行為，無異於給本就不平靜的中日關係添加了“助燃劑”。中日關係緊張再度升級。
　　這種劍拔弩張的局面引發許多擔憂。旅居中國的日本人擔心他們的安全會不會受到威脅；旅居日本的中國公民也有同樣的擔心；在華日本企業也很憂心再次遭到抵制，他們對於2012年抵制日貨的記憶心有餘悸。
　　這組報道選取了在華日本企業和日本人以及在日本的中國人的視角，講述了他們在風波下的生存狀態與感受。雖只是一些片段，但管中窺豹，這些感受多少反映了眼下的民間心態。
　　法治周末記者 陳霄
　　1月11日，周六，北京。清華大學東門外的一家咖啡館。
　　陽光透過玻璃靜靜地照進來，穿著格子襯衫的大林建兒(化名)，喝著咖啡在電腦前忙碌，閑暇時，他喜歡在這個安靜的地方，以前是學習，現在是工作。
　　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如果沒有人和他搭話，很少有人會去猜測他的國籍。但他一開口，羞澀而略卡殼的有口音普通話，就暴露了他外籍人的身份。
　　不管國人怎麼評價，別人怎麼不理解，來自日本的大林建兒仍然堅持認為，留在中國是個無比正確的選擇。
　　中國朋友問他，你為什麼要來中國？他回答說他喜歡中國。中國朋友很好奇，告訴他許多中國人都想離開，想到國外去。“但確實中國有它美麗的地方，有它吸引人的地方。”這位30多歲的日本人很認真地對他的中國朋友說。
　　因此，前些日子回日本探親的時候，在電視上看到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的消息時，這位中國女婿感到“非常生氣和失望”。對安倍的行為感到氣惱，這可能是在華日本人圈子裡最近瀰漫著的一種情緒。
　　此時，2012年因釣魚島風波引發的中國反日情緒高漲、多地爆發反日游行的情形，至今仍無法令人淡忘。在華日本人擔心，安倍參拜行為同樣可能會引發上述對抗情緒，他們的人身安全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非常非常生氣，(安倍)作為首相，既不考慮別的國家的感情，無視於國際影響，也不考慮到自己國民的人身安全，他的行為真是非常的自私！”大林建兒批評說。
　　目前沒有權威的數據說明到底有多少在華日本人，但這個數量在不斷縮減卻是事實，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08年在華日本人數為12萬餘人，與2007年相比減少了1977人。
　　但顯然，安倍的參拜行為並不像當年的釣魚島國有化那樣引起中國民間的強烈反應，多名接受法治周末記者採訪的在華日本人均表示，目前他們各方面均沒有受到此事件的任何影響。
　　“主要是心理上的緊張”
　　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當天，大林建兒就收到了日本駐華大使館發來的郵件，那是一封警告信。
　　使館提請在華日本人或者來華出差旅游的日本人註意，基於安倍的參拜行為，今後中國可能出現對日感情的惡化，外出時要註意周圍的情況，特別註意人多的地方，不要靠近抗日活動、游行場所；與中國人接觸時需要註意自己的言論和態度；不要跟日本人一起在公眾場合作出引人註目的行為。郵件同時告訴大家，目前使館沒有收到抗日游行的具體通報，若有新消息，會及時告知。
　　“使館還算關心我們，可惜首相不關心我們。”大林建兒笑了笑。
　　他承認自己遠沒有2012年那麼緊張。彼時日本宣佈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列島)國有化，引起中國官方和民眾的強烈不滿和抗議。
　　那時候打開電視，看到討論中日關係的新聞節目，中國媒體嚴厲批評日本政府的行為，並分析日本的軍事力量，“感覺戰爭似乎要一觸即發”，各地又爆發了多起反日游行，大林建兒坦言自己雖未親歷現場，也覺得比較害怕。
　　但他很快說明，自己和周圍的日本朋友其實並未遭遇到什麼尷尬事件，最主要還是心理上的緊張。
　　“當時我在公開的場合不敢說日語，包括坐地鐵、打車和走路打電話的時候。”得知自己的朋友在打車時透露身份被拒載後，大林建兒在趕時間打車時也不敢告訴司機自己的真實國籍，偏偏那段時間出租車司機喜歡探聽那些有外國口音的亞洲人面孔乘客的來源地，他只好騙他們說：“我是韓國人。”
　　現在回想起來，大林建兒自己都覺得很好笑，真的是怕麻煩，萬一被拒還得去找另一輛車。
　　來中國求學5年的倉重拓比他的日本朋友們要更大膽一些。2012年9月，中國反日情緒最高漲的時候，他沒有理會大使館的警告信，仍然跑到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前去近距離觀察了中國民眾的反日游行。
　　“我感到挺意外，游行現場很和平，各種年齡層的民眾像散步一樣，氣氛輕鬆，沒有什麼激烈的言行。”他向法治周末記者回憶。
　　打車時倉重拓也沒有像他的同胞一樣隱藏自己的身份。在地鐵上，他照舊拿出自己的日文書來閱讀，卻什麼事也沒發生。
　　事後他承認自己其實也比較緊張，他解釋說：“但我心裡卻確認一點，即使他們知道我是日本人，也不會打我。”
　　與大林建兒一樣，這位堅信要理解現在就必須先瞭解過去那個時代的日本人，現在也已娶了一名中國女子為妻，成為了中國女婿。這是他來華5年完成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則是在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專業，通過回顧那個時代的中日關係，來思考現在的中日關係。
　　不一樣的中國人
　　2012年9月，對於許多在華的日本人都有不平凡的記憶。
　　在北京教授日語口語的教師笈川幸司曾透露說，那時他每次在北京打車，只要表露日本人的身份，幾乎都會被出租車司機追問，認為釣魚島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這樣的次數多了，他索性先開口自嘲說“我是鬼子”，司機也就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了。
　　到中國5年，大林建兒發現，中國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並不一樣。當他在現實中面對某一個人時，這個人是很理智的，看待問題很客觀；但當他上網上，網絡上的言論就比較誇張。
　　“2012年，經常看到聽到‘釣魚島是中國的’這樣的標語或者口號，我能理解中國人的感情，但是當所有人同時在喊這個口號時，我覺得很恐怖。”大林建兒說，這與自己在日本看到情況差別極大，在日本，多數民眾對釣魚島的話題根本沒有興趣。
　　後來他觀察總結了一下，發現一個現象，中國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與他們的受教育狀況和年齡相關，學歷高、年紀輕、有多種信息渠道來源的人一般相對理性，因此對待日本人也相對友好。
　　在北京大學攻讀社會學專業的日本留學生海老澤圭視的遭遇可能要比他的同胞“慘”一點。
　　來華6年，海老澤圭視對中國人的印象，要按照是否涉及日本來作出區分。總體而言，他認為，中國人在人際交流上非常熱情，學習也勤奮努力。但如果涉及到日本，就能感到中國人的情緒化很明顯。
　　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以前出去買東西、吃飯以及旅游時，剛開始與超市售貨員、服務員以及賓館的人交流非常好，大家都很熱情地與他聊天，但他們問到他的國籍，得知他是日本人後，大家的態度就會有明顯的轉變。“有的人開始說一大堆關於日本的事並作出批評，把我當成是個發泄口。”
　　經歷過不少這樣的排斥之後，海老澤圭視坦言，自己受到很大影響，形成他“中國人對待日本人均如此”的印象。
　　當然海老澤圭視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里生活，接觸的同學都很理智，對待他並不帶有什麼情緒。後來他就檢討自己：“我在學校外和中國人交流，即使對方對日本人沒有偏見或敵意，但是由於我自己在心理上有一些錯誤的認知，仍認為對方會排斥我。問題出在我的一些經歷其實並不代表整體，但在認知上覺得如此，簡單地得出結論，並形成錯誤的看法。”
　　倉重拓的看法與他的同胞並不一樣。在那個令在華日本人銘記的2012年9月，他經歷的一件小事，改變了他的看法。
　　那是一個雨天，他在北京大學聽完講座，準備打車回清華。“黑車”司機提出要30元，他說一般是15元。倉重拓想起日本朋友說起的打車說自己是韓國人的事情，突然想試探下司機當時對待日本人的態度，於是他跟司機說，我是日本人。司機隨口應道，不管你是美國人伊拉克人還是哪國人，都是30元。
　　倉重拓一聽，覺得很有意思，便上了車，跟司機聊天，司機先是說日本人太壞了，罵了幾句，但後來這位北京人又對他的乘客說，其實北京人不會欺負外國人的。
　　“我比較尊敬和佩服中國民眾。我自己覺得日本人更容易被民族主義的氣氛控制。”專註於研究歷史和當下的倉重拓最後這樣分析。          
　　歷史無法更改
　　“從法律的角度說，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的，日本憲法規定了政教分離。”學習了十幾年法律的大林建兒總是很直接地批評他認為自己國家政府做的錯事。但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願意像他那樣旗幟鮮明地表明對日本政府某些行為的態度。
　　在這個能夠說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人看來，日本政府有些行為不僅不當，而且時機選擇也相當不對。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你發現沒，上次宣佈國有化的時間距離“九•一八”非常近，這次安倍參拜又選在毛澤東的生日。
　　“他們考慮得太不周到了，都沒有想過後果會是什麼。”他抱怨說。
　　連大林的日本家人也表示不滿，他們看到電視新聞後，第一反應是，“哎呀，安倍幹嘛呀！”
　　大林承認，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會像他的家庭那樣看待歷史。他的大學背景和家庭教育給他影響至深，這也間接幫助他來到中國後度過了人生頗為艱難的一個關口。
　　大林此前在日本創價大學上學，這所學校的創始人池田大作因推動人性教育以及促進和平的行動在世界上享有盛譽，與其淵源頗深的創價學會在二戰時也曾因反對軍權政府受到迫害而知名。
　　“我們用的教材上，就是寫的‘侵略’，日本侵略中國，這是歷史事實。”大林的爺爺二戰時曾作為工程師到中國，日本戰敗後被押到蘇聯強制勞動，饑寒交迫，那時候也是中國人幫助他，給他食物，安慰他。
　　大林還舉例說，二戰後中國有大量的日本遺孤，後來中國人將他們撫養長大。“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日本，不知道日本人能不能做得到。”
　　第一次見岳父母時，大林的這些背景幫了他的大忙。妻子出生在中國東部一個曾經被日軍占領過的省份，岳父母第一次見他，就問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看法。“他們說，你要跟我們的孩子結婚，這個問題是不能迴避的。因為這是歷史，是事實。”
　　岳父母還提出，如果結婚，回到女方家鄉，不能把大林作為日本人介紹，只能作為中國人介紹：“那麼，‘大’字去掉，就林建兒吧。”
　　後來到妻子家鄉舉辦婚禮，果真如此。大林並不抱怨，反而非常理解：“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當地人對抗情緒大是因為當年日本人殺過他們的親人，歷史無法更改，那就不應該讓她那邊的人感到不舒服。”
　　不一樣的信息
　　大林在北京的婚禮是在2013年9月舉行的，時值前一年的反日浪潮剛好一周年。當時大林還擔心會不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但是完全沒有，參加我婚禮的有很多中國朋友和日本朋友，氛圍很好，我的日本朋友也都感受到中國人的友好，跟日本媒體報道的並不一樣。”
　　幾乎所有來到中國的日本人都有同樣的感慨。
　　在北京的日語教師笈川幸司曾舉例說，2012年9月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宣佈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引起部分中國民眾抗議時，日本媒體重覆播放的是日本車被砸、百貨商店被破壞這樣的鏡頭。這也使得笈川的姐姐和其他親戚朋友非常擔心，打來電話提醒他“小心中國人會打死你”。笈川說：“這就是他們所見與我的感受不同的地方，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危險。”
　　海老澤圭視也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他認為信息不對稱、信息交流不健全是導致中日兩國之間不能夠相互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說，其實安倍的言行在日本國內也很有爭議，但中國的媒體只指出了比較極端的一面，而日本的媒體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報道描述和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個差異形成兩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並導致了兩國人民對另外一國的不准確的認識。
　　“我平時主要通過網絡來關註日本國內的新聞，但我也很在意中國媒體的看法，他們會間接影響到中國人民對日本的看法。媒體的影響力很大，但中國和日本的媒體都會從社會政治經濟的各種力量受到影響。我認為媒體還需要在宏觀的範圍重新考慮其角色並客觀地看待相關問題。”喜歡從自己專業角度思考問題的留學生海老澤圭視說。
(原標題：在華日本人：對安倍的行為感到氣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