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費仲興在南京郊區農村尋訪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新華社記者 李響 攝
  ■ 對話人物
  費仲興
  1944年出生於江蘇無錫,1966年畢業於華東水利學院應用數學專業。1968年入伍,1983年調入南京炮兵學院,自此在數學研究室任教,2004年退休。
  費仲興的另一個身份也許更廣為人知,他被許多媒體、學者稱為“南京大屠殺民間調查第一人”。
  從2001年起,費仲興展開自發調查,力圖還原南京城東郊湯山地區平民遭日軍屠殺的情況。2008年,他將調研資料集結,出版了《城東生死劫》,還原了一份834人的湯山遇難者名單,填補了南京大屠殺研究史上湯山歷史的空白。
  兩年前,新京報率先報道了費仲興調查“湯山名單”的經歷。如今的費仲興已經搬離湯山,遷至南京城裡居住。他說,當年的幸存者在過去十年間相繼離開,如今做南京大屠殺見證者口述調查的工作越來越難,也使得這份來之不易的湯山名單更顯珍貴。
  “活到70歲,風風雨雨都見過,能儘量平靜地進行湯山調研。但湯山陷落史是一部哀史,研究這部哀史,心中不免凄涼。”費仲興說。
  湯山是否屬南京大屠殺範疇曾有爭議
  新京報:你當年是如何想到要調查湯山名單的?
  費仲興:從1983年起,我一直在南京炮兵學院任教,學校位於湯山。節假日我常騎車外出,看看田野風光,把感想寫成文字。2001年4月,有學生建議我寫寫湯山炮校的歷史。這方面我幾乎一無所知,於是就到校外農村向當地老人討教。這樣跑了幾趟,到了2001年夏天,獲得了大量聞所未聞的信息,特別是關於日軍在炮校附近農村施暴的種種歷史事實。
  新京報:當時這段歷史還是空白?資料很少?
  費仲興:對,我瞭解到日軍在湯山實施了種種暴行,這些慘事一直無人調查。8年淪陷期間湯山有多少人被殺?文獻上查不到,我就想以一己之力進行調查,爭取獲得可靠的數據。
  新京報:聽說學界對於湯山是否屬於南京大屠殺的範疇曾有爭議?
  費仲興:對,曾有人告訴我,南京大屠殺是指南京陷落後市內各區及長江邊的殺戮,湯山屬江寧縣,不屬南京市區,言下之意很明白。後來,南京大屠殺的時空範圍漸漸拓展了,南京城陷落前後日軍在城內外對放下武器的軍人和無辜百姓施行的種種暴行,都屬於南京大屠殺的範疇了。這樣一來,我就成了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者。
  新京報:你的研究曾得到了一些基金的資助,是如何獲得資助的呢?
  費仲興:2004年,我在報紙上看到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刊登的信息,說他們有一項南京大屠殺研究基金的資助課題。當時是一批日本華僑捐助了30萬元給研究中心,希望能資助南京大屠殺的相關研究。我申請了此資助課題,被批准了。當時拿到的第一筆資助是5000元,我買了數碼相機,繼續走訪湯山區域的大屠殺見證者。
  老人不願談大屠殺稱“怕以後倒霉”
  新京報:調查過程中受訪的老人是什麼態度?
  費仲興:有些老人願意講,有些不願意講。許多人開口第一句話就是“再講這些事還有什麼用呢?”我就說,要把他們受過的苦記錄下來,給年輕人看。
  新京報:不願意講的老人有什麼顧慮?
  費仲興:不願意講的也有不同情況。有位當過生產隊幹部的老人說,歷史問題不可以隨便說,拒絕採訪;有的老人認為現在都講和平、講友好,再提那段血腥的歷史會不合適;有的老人不想再去回憶恐怖的經歷;還有的老人話都講完了,請他簽字,卻不肯,說怕以後倒霉。
  新京報:老人們講的事情中有沒有令你特別難忘的?
  費仲興:如今八九十歲的老人,當時十來歲,記得很清楚。說到傷心處,有的哽咽流淚;有的憤慨激動;有的撩起衣褲讓你看身上的傷疤;有的指點現場,告訴你日軍在何處行凶。
  有幾位老人都講到了同一個故事:1937年12月6日,湯山寺莊的七八十個村民鑽進安基山的樹林里挖了條深溝,溝旁挖洞,上面蓋些松枝,躲在裡面避難。村民侯於高的妻子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解開衣裳喂奶,誰知小家伙吃了幾口就哇哇大哭起來,黑夜裡聽起來特別響。村民們都擔心這哭聲引來禍患。七八十號人呢,日本人聽到了,大家都沒命。等了十來分鐘,侯於高拿著鐵鍬出來,在外面挖了個坑,又默默回到洞里,抱了女兒出來,把她埋了。侯於高妻子雙手掩著臉哭,不敢朝外看一眼。其他村民也只能一言不發,坐在她身邊陪著她哭。
  “遇難者的姓名和人數,都沒有溫度”
  新京報:接觸到大量血腥的史實,你的情緒會不會很激動?
  費仲興:我還是比較平靜的,畢竟這麼大歲數了,各種風風雨雨都經歷過。老人講我就聽,他們講什麼我就記下來。我看到有的記者寫:“當數字變成名字,就有了溫度和歷史。”意思是說遇難者名單比遇難者人數更重要。而在我看來,姓名和人數一樣,都沒有溫度,即便是遇難者背後的故事,那也是凄涼的。
  新京報:《城東生死劫》這本書的反響如何?
  費仲興:這書是我自費出版的,花了兩萬元。它在南京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大部分都被炮校消化了。有一次我回炮校溜達,一位學生告訴我,他熬了個通宵一口氣看完了全書,我很感動。
  新京報:有沒有日本讀者反映他們的看法?
  費仲興:我做的幸存者口述收進了《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有一次我見到了一位特殊讀者,是個日本記者,他讓我帶路去麒麟鎮西村看望幸存者。進了幸存者家,他拿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仔細核對。整整一個上午,他一言不發,臉部沒有任何表情。2011年12月,我在日本8個城市參加了民間人士組織的8場“證言集會”,揭露日軍在湯山的暴行。翻譯告訴我,金澤大學有位教授看了我的書,認為是寫得最詳細的一本。
  南京城人口流動頻繁,不利於名單統計
  新京報: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共有30多萬人,目前統計出來的只有1.6萬多人,還原這份名單如此困難的原因你覺得在哪裡?
  費仲興:就我在湯山走訪的經驗來看,農村的人口流動性比較弱,老人長期定居在一個村子。通常找三四個老人,就能把一個村屠殺的情況摸清楚。而南京城裡人口流動很頻繁,很難找到知情人。即使是住在一幢樓里的鄰居,對別人的情況也不太瞭解,這可能是南京城裡的遇難者調查比較困難的一大原因。
  新京報:你認為還原834名遇難者名單的意義是什麼?
  費仲興:就是單純地希望瞭解那段歷史,把遇難同胞、幸存者受的苦儘力還原出來。有人對這些歷史感興趣,那麼他可以看看我的調研。我認為我要做的工作已經做完了,調查、研究,把資料整理出來,出版成書。我就這麼一點點力量,就這麼一點點能耐。
  新京報:今後還有調查計劃嗎?
  費仲興:今年6月我完成了對紫金山抗日碉堡群的研究,寫成了《紫金山碉堡》,但不打算出版,沒人會買。《城東生死劫》我想在幾年後認真修訂一番,再印一千冊。夢想能否實現,眼下難以預料。
  湯山淪陷史是部哀史,研究哀史,心中難免凄涼。但想起多年來朋友們對我的關心、鼓勵、支持和幫助,心裡就暖暖的。不管怎麼說,退休後能擁有這麼一段經歷,還是值得自豪的。 ——費仲興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張婷  (原標題:“把同胞受的苦還原出來,我就這點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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